个案分析

慕贤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慕贤患的是典型的“分裂型人格障碍”。

它始于“文革”期间所受的精神刺激，加重于后来的疏于治疗。

慕贤的人格障碍，可以说他对“文革”期间所经受精神刺激的一种防卫方式。他把自己封锁在自我的世界当中，不在乎外界所发生的事情，也不理会外人怎样看待他，所以他已习惯了这种自我中心和自闭的生活方式。

对于慕贤的人格障碍，虽然他父母带他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的精神科，但由于他问题的本质是心理障碍，而非精神失常，慕贤始终没有能得到及时、对症的治疗，这是悲剧中的悲剧。

对于人生，慕贤似乎永远处于一种半醒半醉的状态，这使他在人际交往中可以随进随退。当他进时，他可以表现得像个大人；而当他退时，他可以表现得像个孩子。

这就是慕贤人格障碍的本质。

慕贤父母爱护孩子中有什么失误？

其实，每个患有心理障碍与疾病之人的痛苦，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全家的。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的开场白是：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里套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心理健康的人总是幸福的，心理不健康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通过与慕贤父母的接触，我深深感受到他们为爱护孩子所操的心，费的神。可是他们不明白：他们不能再把慕贤留在家中过孤独的日子了。那样，与其说是在保护慕贤，还不如说是误了慕贤。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在悲叹慕贤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可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的过分保护，才使慕贤迈不出家门。他们不明白，慕贤的康复需要从走出家门开始。而我对慕贤的最有力帮助，就在于帮他尽早地融入社会的洪流中去，成为大众的一份子。

虽然开始这样做，对慕贤及其家庭都有很大难度，但我还是想方设法帮助慕贤迈出了第一步。这对于一个“闭关锁门”近20年的人来讲，该是多么的不易啊！

慕贤还是成功地迈出了这一步。

为了帮助慕贤，我不知给他讲授了多少人际交往的要领。对于他的转变，有时候我讲的一句话，可以顶他父母讲的十句话。这并不说明我就比他们聪明，而只说明我比他们更清楚怎样帮助慕贤。

慕贤父母在困惑与焦虑中扎了许多年，对慕贤的变态表现已变得麻木不仁了。他们不知为慕贤付出了多少牺牲，也不知为他暗地里流了多少眼泪，可惜他们的爱，没有完全用在点子上。

他们过分保护孩子，殊不知，这反加重了慕贤的自我封闭。

爱护孩子是否得法，对孩子的人格成长有非同小可的影响。

我对慕贤的康复起了什么作用？

按照我在哈佛大学所接受的训练，我是不接手心理治疗个案的。但慕贤是个例外，一是由于受朋友之托；二是已经有人在给他做心理治疗。所以，我可以在旁边敲敲边鼓，帮助慕贤康复。事实上，我所帮助慕贤的方面，就在于帮他一步步地克服与人交往的胆怯，学会与人交往的本领。

正因为慕贤不是我直接的来询者，所以我可以像朋友，而不是像心理咨询人员那样与他交往。我可以直截了当地批评他，指教他。我对他来讲，似父似兄，亦师亦友，这都是为了推动他更快地摆脱孩子气，向成人的世界迈进。

比起前面记述的所有个案，慕贤的情况有两个本质不同：一条是他问题的核心不在认识上而在行为上；另一条是在他的康复过程中，我也调动了他父母的积极性。

头一条，对于慕贤，我不能像以往那样，用咨询室里那种一对一的面谈方式来帮助他。但我仍可以用同感，宣泄等咨询技巧来与他沟通。比如，最初在他家见面，聊天，听他讲他自己的趣事，跟他一起看他喜欢的杂志以及后来和他通电话等等，都是在沟通中与他建立同感，听他讲述交往中的喜怒哀乐，宣泄其忧愁烦恼。

由于慕贤的问题不是一般认识上的偏颇，他不需要我去帮他调整认识方法，而需要我帮助他通过一个个生活事件的具体体验，来掌握人际交往要领，这样才会对他的康复产生直接的效果。

这即是我为什么把帮助他的重点放在具体行动上。

比如，我与慕贤电话交谈，时常提醒他注意打电话的时间是否合适，对方是否有空与他长聊，尽可能说完一件事再换话题。我也向他了解，近来见了什么人，遇到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打算，并对慕贤在人际交往中的每个进步予以及时的肯定。我还鼓励他多与人交往，多外出参加群体活动，尤其是那次邀请他一起去参加哈佛大学联欢会的经历，更具体地增加了他与人交往的成功体验。

这些体验都有效地强化了慕贤业有起色的交往能力，使他感受到与人交往的快乐，从而获得不同成功的经验的体验。换言之，在协助慕贤克服其人格障碍的过程，我基本上采用了“行为疗法”。“行为疗法”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创立的。

我帮助慕贤调整社交中的孩子式的行为表现，帮助他学习用成人的方式与人交往。

另一条，在帮助慕贤走出自我封闭的过程中，我还积极配合了他父母的努力，使他们明确怎样帮助慕贤才最为合适。特别是在慕贤上社区大学这件事情上，我跟慕贤父母同心协力，为慕贤的生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不光使慕贤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也使其父母对孩子的关爱有了新的认识和目标。

这不仅是心理咨询的需要，更是人性的呼唤，人性的体现。

慕贤出来唱卡拉OK对其康复有何意义？

在慕贤的转变中，他参加哈佛大学的除夕晚会，特别是出来唱歌之举，极具康复意义。

他那天与众人交往，从跟大家打招呼，到与人自如地聊天，到最后出来唱歌，他完全感觉自己是个常人了。这使他的自卑降到了最低点，也使他的自信长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后来，他开口唱歌时，曾一度受到众人的耻笑，幸好那个深受众人欢迎的业余歌手挺身而出，为他补了场，使他在众人的掌声中结束了他的演唱。

这段经历对于他康复早年的心灵创伤，极具象征意义。

因为他实际上是在重新体验早年的受辱经历。所不同的是，这次周围的人很快由耻笑他变为鼓励他，使他尝到了早年受辱时未曾得到的温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万分感谢那个女孩子。她做到了我想做却无法做到的事，就是在慕贤感到最自卑的时刻，给他最大的精神安抚和激励。难得我们三人能配合得这样默契。这种受挫经历的重新体验和补偿，是抚平慕贤心灵创伤的关键。

慕贤人格障碍的解除，也需要以此为突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