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一个人要除他心灵中的创作需要的不仅是关心与理解，还需要有一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技巧。在本咨询手记中，我成功地帮助了一个患有人格障碍的人走出了自我封闭的世界，学会与人正常交往。在这当中，我充分体会到了患者家属所承受的痛苦，也帮他们纠正了照顾患者中的偏差。我们齐心协力迎来了患者康复的春天。
——题 记
走出心灵创伤的深渊
与慕贤相识完全是受朋友之托。
慕贤今年27岁，可是他的一些言行举止还不及一个17岁的孩子。慕贤极愿与人聊天，可别人与他聊天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他讲话很不连贯，常常是一件事情还没说完就聊起另一件事情，而且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
比如，在聊着波士顿最著名的篮球明星拉里·伯德时，他会突然说起海湾战争的局势；或者他给你打来电话，上来就问你布什总统是否会连任。与他谈话，我时常会感到莫名其妙，而他竟毫无察觉。
慕贤处事也不够成熟。有时候他与我通电话，可以侃侃而谈，毫无时间观念。我一再给他暗示要挂电话了，他去毫无反应，必须要我明言，才会恋恋不舍地放下电话。有时候他打来电话，我正忙着，告诉他我得空会给他回电话。不想他会每隔20分钟再打来电话，问我忙完了没有。
有时我觉得他这样挺可爱的，又觉得挺可怜的。
你们食堂里的馒头好吃不好吃？
慕贤的生活中曾有过一段很不幸的经历。
慕贤的父母是20世纪50年代归国的留美学生。当年，他们满怀热情，回到祖国的怀抱，希望能为建设新中国而大显身手。可惜，他们在受尊重的同时也受到了怀疑。他们虽然躲过了“反右”的大难，却没有逃过“文革”的大劫。“文革”开始后不久，他们就因“特嫌”被隔离起来，留下慕贤和他的姐姐慕洁一同生活。
当时，慕贤才5岁，慕洁也只有8岁。
他们姐弟俩被赶出了家门，暂住到保姆家里。可一向和顺热心的保姆此时突然变了脸，她不再把他们姐弟俩当作主人家的孩子，而是当作“黑帮”崽子。
于是，他们成了众多孩子欺负的对象，小小年纪就被小孩子们拖出游街，挂牌子，戴高帽，坐“飞机”（指被斗时双臂向后、躬背曲身的姿势）。他们成了小孩子们玩批斗会游戏时的特串反面角色。
如此过了两年，他们的姨妈把两个孩子接到广东。虽然慕洁没有因为这两年的不幸遭遇而改变性格，慕贤却彻底变了个人。他变得沉默寡言，动作迟缓。他无法与人正常交往，似乎永远生活在自我的世界当中。
如此又过了3年，慕贤的父母被释放出来。一家人历经浩劫，终于团聚在一起，可慕贤并没有显得十分兴奋。他见到父母亲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食堂里的馒头好吃不好吃？”
为了这句话，慕贤的父母带他跑遍了北京城各大医院的精神科。没有一个医生说他患有精神病，可也没有一个医生说他完全正常。大家都认为他在“文革”中受了极大的刺激，可慕贤总是说不清自己到底受了什么刺激。慕贤不能与人正常交往，最后不得不辍学在家。他在家从不胡闹，却不能像个正常人那样地生活，慕贤成了全家人的一块心病。
改革开放后，慕贤父亲在美国的朋友为他搞了个访问学者的名额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家附属医院做研究。之后不久，慕贤一家人也跟了过去，慕洁很快进了一所大学读书，眼下刚毕业。慕贤则仍然留在家中，所不同的是，由中国的家换成了美国的家。
一到波士顿，慕贤的父母就在唐人街为他找了一个心理医师。可惜那个医师是香港人，普通话讲得很差，对国内的生活也不够了解，沟通起来十分困难，其心理治疗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慕贤的父母通过一个我们都相识的朋友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帮个忙，并言要重金相酬。
我应允了帮助，却谢绝了酬金。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也――不看一看咱――咱是谁
第一次与慕贤相见，是在他家中。
慕贤长得十分清秀，个子高高高的，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他满脸胡子拉碴的，可说起话来仍像个孩子，而还有些口吃。
我只作一般朋友来访，不言我的身份，以不给慕贤的心理压力，很自然地与慕贤聊了起来。我完全顺着慕贤的话题聊，无论他说什么，我都尽量表示理解；无论他怎样踊跃话题，我都紧跟不放。慕贤好像找到了知音似的，拉着我看这看那，乐不可支。他的手臂一甩一甩的，脑袋一晃一晃的，好几次把架在鼻子上眼镜给甩歪了，然后再扶扶正。
他说话时而用中文，时而用英语。当我恭维他的英语讲得不错时，他咧着嘴说：“也――也不看――看咱――咱是谁？”好像我们已经是老相识了。
那天从他家出来时，他一再邀请我再去他家找他，并提出第二天就要到我家回访。
他急速拿过一张小纸片，要我把我家的地址，电话及坐车路线都写下来，并说他会在次是下午3点半左右到达我家的。因为下午1点，他要去唐人街见他的心理医师，之后正好去我那儿。
那几天，我正忙于赶写一篇文章，只好推说我就要搬家，家中十分凌乱，不方便。
不料他说：“那我就过来帮你搬家吧。”
我笑了，把我的电话写下来交给他，拍拍他的肩头说，“有空，给我来电话，我很愿意听你讲你的趣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