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感到，你与志刚之间缺乏沟通，在某些重大事情的决策上，你采取了先斩后奏的做法，这样势必影响你与志刚的感情。你觉得呢？”我又问卫红。

“我承认我在出来留学和来哈佛读博士这两件事上，是先斩后奏了。但我不那么做能出得来吗？特别是从国内出来那次，如果我听从了志刚的劝告，等候国内的公派机会，恐怕现在不在排队呢。”

“可惜，你并没有坦诚地与志刚讲明这一切呀，而是采取了以既成事实的方法来逼志刚接受你的打算，你不觉得这么做有问题吗？”

“可我这是为了读书呀，又不是为了什和别的事儿。”卫红不甘地申诉说。

“但在夫妻关系上，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反问。

卫红不再说话，眼睛斜望着地毯，过了很长时间才开口说：“你是说，如果我与志刚早讲明这一切，志刚或许会支持我的？”

“你说呢？”我再问卫红。

接着，我又提示她说：“我相信志刚也一定是很出色的。不然，你不会选择他做丈夫的，是吧？而现在，你们已变得形同路人，难道这都是因为志刚不够理解你吗？“

听了我的话，卫红说：“志刚近来总是说我太自私了，难道我真的这么自私吗？“

“你好好想一想，不过我想，志刚说这话，不会是一点根据都不有的吧？“我评论说。

这时候，我们会面的时间又到了，我起身送卫红出门。望着她一脸沉思的样子，我知道我的话她是听进去了。

如果就这么分手，我感到真的欠他很多。

过了3天，卫红依约再来见我。

她一坐定就告诉我，那天与我会面后，她试着与志刚认真地谈了两次话，谈到了他们两人自从卫红出国以来产生的所有冲突。她首次向志刚承认，自己在留学的事情上想自己太多，想志刚太少。志刚也为自己来波士顿以后给她带来了许多的干扰而抱歉。但对于未来的安排，志刚还是坚持要回国发展，他不愿再这样在美国混下去，而且他也不主张卫红为了他牺牲在哈佛的学业。所以志刚打算尽早回国去，至于以后的事情，只有听天由命了。卫红感觉到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却也无可奈何。

“你对这次谈话感觉怎样？“我问卫红。

“我觉得我们终于又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了，我们好久没有这样谈话了。我感到既高兴，又悲哀。”

“噢，请你讲得具体些。”我很高兴卫红能与志刚沟通了。

“高兴的是，我又可以跟志刚开诚布公地沟通思想了，我终于看到志刚原来的样子了。我也感到我们彼此还是深爱着对方的。所以，我感谢你在上次谈话中那样尖锐地指出我的问题。”

我点点头，示意她讲下去。

“但伤心的是，我和志刚都明显感觉在失去对方，因为我们不再有共同语言，也不再有共同的梦想，有的只是共同的回忆，共同的无奈。”

说到这里，她抬起头来，凝视着前方，接着说：“你这幅画儿挺有意思的啊，挂在这儿倒是挺合适的。”

“合适在哪里？”我问。

“合适在——，哎，每个人的婚姻要总是像这幅画中的两只小鸟那样投机，那样悠闲自在就好了。我不知道我们俩还会不会回到以前那样，像这两只小鸟似的。”

“是啊，这真是很难说的事。”

卫红转过脸说：“我真是感到我与志刚缘分尽了，真的。”

“所以呢？”我问。

“所以志刚要是坚持回国去，我就不再阻拦他了。我会竭力帮助他准备好回国发展所需要的东西，我希望看到他重新振奋起来，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是的。”我点点头。

随后卫红又说：“但我真是舍不得志刚就这样退出我的生活。今生今世，我就爱过志刚一个人，如果真的与他分手，我想我是不会再爱上另外一个人了，真的。”

过了一阵子，我问卫红：“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我只能跟着感觉走了。也许我从哈佛毕业后会回国工作的，但我不知道到那时，我和志刚是不是还能接受彼此。”

“那你有没有与志刚谈过你这些想法？”我又问。

“谈过，他只是说，他已经为我牺牲得够多的了，他也不想让我为他去牺牲什么，所以只以各行其道了。”

“那你怎么看？”我再问。

“我也说不清，我什和都不想失去。如果就这样与志刚分手，我感到真的欠他很多。”

显然，卫红已经意识到我前面观察出她的第一个问题，即她的自我中心给志刚带来了不少的伤害。由于她主动向志刚表示了歉意，志刚也转变了往日的粗暴态度。这使得他们两个人沟通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对于将来的发展，他们仍难以取得一致的见解。所以此时，我要帮助卫红的，就是让她能主动承担责任，而不再回避问题，以助她克服依赖他人的心理，这正是我要与她谈的第二个问题。

想到这里，我对卫红说：“上次与你会面，我说要和你讨论两个问题。你还记得吗？”

“记得呵，实际上我们上次会面只讨论了一个问题，那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卫红问我。

“那就是，我发现你在谈话中，批评志刚在困难面前不够有勇气面对现实，却没有怎么谈到你自己有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

“你具体指什么？”

“我是指你在看待你们当前的婚姻危机时，显得很有些患得患失的，好像在等待志刚拿主意。”“怎么患得患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