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写道：偏见是人类冲突的根源。偏见的原因是：人在有限的生命里，不可能全面了解世界，因此，对很多问题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产生了各自的偏见。于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人要想减少偏见，就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可是最近看到一个管理心理学的试验报告，使我对上述的看法动摇了。心理学有个概念，叫“人的偏颇性倾向”，说白了，就是偏见。试验者找来100个学财务专业的商科学生，把他们按50人分成两组：一组代表卖企业的卖方，另一组代表买企业的买方。试验者把一个要出售的企业的详细财务资料交给他们，这两个组的任务就是对这个企业的价值进行公平的估值，从而完成这个企业的买卖交易。每个组又被分成两半，一半人代表买卖企业的当事人—公司的决策者或股东；另一半人代表受雇于买卖双方当事人的财务顾问和审计师。然而，尽管买卖双方受的是同样的教育、同样的专业训练，并且获得同样的财务资料，可是在多次重复实验中，买卖双方对这个企业的估值竟相差50%以上。

　　试验者把这个试验又延伸一步，代表买卖双方的财务顾问和审计师在背后被告知：为了更准确地评估这个企业的价值，试验者又聘请一组独立的财务顾问和审计师，对这个企业的价值进行评估；希望代表买卖双方的财务顾问和审计师对各自当事人的估值建议要尽可能接近独立评估值；如果能促成当事人达成这个企业的买卖交易，财务顾问和审计师们会有奖金。然而，让试验者惊讶的是：买卖双方的估值仍然相差30%！

　　显然，参加试验的审计师和财务顾问对这个企业估值的偏差，不是产生于他们的专业水平，而是他们各自代表的立场；尽管他们被告知要公平地评估这个企业的价值，而且还有奖励，然而，买卖双方的不同立场使这些专业人士们无意识地做出了不甚公平的估值。

　　看了这个试验我明白了：偏见不是产生于孤陋寡闻，而是产生于屁股（立场）。说白了，就是：“屁股指挥脑袋。”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是社会人—城里人、乡下人、美国人、中国人……每个人所处的社会位置，不仅决定了我们如何获取信息和获取什么样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怎样解释信息。比如，在外地人口来京的问题上，北京人同外地人的看法是不可能相同的。

　　既然偏见产生于屁股，就是教育和见识解决不了的东西，除非人类能消除社会差别。可是，谁能让中国人都成为美国人？谁又能让农民都变成城里的人？既然屁股指挥脑袋，理性就不管用了。这解释了我对好多问题的迷惑：为什么世界文明发展到今天—人都可以上月球了，可是，把全世界最聪明的脑袋集中到一起，依然解决不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问题。双方像小孩赌气似的：你今天杀我几个，我明天杀你几个。原因就是，没有人能解决他们偏见的基础—他们是站在不同宗教立场上的人—回教人和犹太人。

　　不仅如此，这个认识也动摇了我原来对企业管理中冲突问题的看法。我在课堂上经常讲：管理中的冲突主要来源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对问题认识的不一致。因此，只有充分沟通才能解决双方在认知上的冲突。如何能做好沟通呢？冲突双方必须学会用同理心（将心比心）进行换位思考，等等。可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处在不同位置上的人，在任何正式组织中都是一对矛盾；既然屁股指挥脑袋，就不可能有同理心；没有同理心，怎么能换位思考？不能换位思考，怎么可能有效地沟通？

　　有人说：“从基层提拔起来的人，同被管理者沟通起来一定容易，因为他曾经也是被管理者。

　　”可是我敢保证：那些从基层出来做到管理位置上的人，一上去，就得变！正如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讲：“那小子，一当官儿就不认人了！”其实，这是在冤枉他们！不是他们自己想变，而是屁股逼的；屁股走了，脑袋能不跟着走吗？

　　因此，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很难换位思考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企业管理中，经常会发生鸡同鸭讲话的情况；企业效率也就在这样无效的沟通中降低了。

　　怎么才能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偏见呢？其实，实用主义的企业家们早就知道：沟通不管用！因此，他们创造出什么团队组织、授权管理、组织扁平化、宣扬企业文化等新的管理方式。其实，所有这些时髦管理方式的目的都是一个：尽可能让被管理者成为管理者—自己管自己。因为企业家们知道，改变人的脑袋要从改变他们的屁股开始。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